wh 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地方人大监督将致力于协调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权力分配，如审查各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过度赋权，解决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权力冲突，如调查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是否与国家机关的内部管理权相冲突，这种为顺应改革需要所做出的调整始终维持着地方人大对地方各国家机关的控权式监督地位。
再如，第一章总则在多处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不可分割、国家统一、国家整体利益。[8]无论是单一制的中国，还是联邦制的、号称更为自由的美国、德国，都不会允许种族、民族、人权、宗教问题分裂国家。
特别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又辖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而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下面辖民族乡的情况更多。第三，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条款，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到具体规定之中。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治制度，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都为今天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资源和经济基础。在新的立法出台之前，对民族事务领域的重要法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应该采取一种新的解释进路，避免传统上倾向于自治的解释进路。其实，任何法律在制定时都有特定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考虑。
（二）经济性规范的不同逻辑深谙社会革命之道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清楚，政治制度上顶层设计离不开社会经济层面的支撑，社会维度的革命也是研究政治变迁的重要维度。[10]回到中国的民族问题上来，只有在完整主权的国家范围内，才有可能保护好内部各民族的真实的权利。2014年，科州政府认定菲力普斯违反了《反歧视法》，要求他必须在两年之内改变拒售行为，同时还要求对他对所有的店员进行培训，在以后的日常商业活动中必须接受同性恋群体的商业订单。
如上所述，其他六名法官仅仅支持菲力普斯在制作蛋糕之前拒绝同性恋者的订单，对于普通的生日蛋糕或已经制作完毕摆设在商店橱窗内待售的结婚蛋糕，菲力普斯仍然必须向同性恋者出售。R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拒绝了两名女同性恋者的要约。（4）判决书效力范围只适用于原告。杰作蛋糕店店主违反了科州《反歧视法》受到科州的行政处罚，被科州政府部门强令两年内改正并培训员工，以后不得歧视同性恋顾客。
依照科州《反歧视法》的救济机制，先通过行政审议机制来认定是否构成性别歧视。最高法院并未宣告科州的《反歧视法》违宪，而只是认定科州对菲力普斯的行政处罚程序不当。
最高法院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判定结果，正是科州政府本案败诉的主要原因。根据以前的宗教判例，行为也可构成言论表达的方式之一，菲力普斯拒绝制作同性结婚蛋糕的行为也是宗教表达的方式之一，因此受到宪法第一个修正案的保护。只要科州以后的执法、听证遵循正当程序，对特定商业经营者的宗教信仰进行关注，原则上是合宪的。《反歧视法》是给菲力普斯这样的基督徒店主施加义务：即使商业经营者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同时其信奉的宗教教义反对同性恋，但是只要有同性恋顾客出现，店主还是必须像对待异性恋那样向其出售商品或提供商业服务。
例如，1954年「布朗诉堪萨斯州教育部案」，之所以出现全体一致的判决结果，其实是保守派与自由派法官互相妥协的结果，九名法官虽然作出违宪判决，但并未强令实行族隔离制度的「深南」州立即消除隔离措施，由南方诸州自主决定将于何时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2.肯尼迪与卡根法官「窄判」风格的运用肯尼迪与卡根法官的两份判决意见，虽然并非完美，也留下很多待决的问题。在「一次一案」机制下，本案的判决效力也只是适用菲力普斯这样的少数的商业服务者，并不意味着其他商户有权歧视同性恋顾客。根据以上九名法官判决书的思维理路，各自的司法判决书风格如下：戈萨奇与托马斯法官选择了宽判，即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条款来判定科州《反歧视法》违宪。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美国最高法院曾一度呈现「司法能动主义」的倾向，一些经典名案具有明显的「宽深」判决风格。美国法官「窄而浅」的说理技艺，能为将来的「宽而深 」判决进行累积，耐心等待情势变化出现临界点再选择宽与深风格的判决。
」二人当日尴尬而去，隔日查理的母亲觉得儿子似乎受到侮辱与歧视，与儿子一起到蛋糕店，想质问店主为何要拒售结婚蛋糕。如果法官撰写宽而深的判决书，产生的司法风险反而更高。
进入专题： 窄判 浅判 。3.法官在个案中通过分配举证责任来影响实体判决结果如果将举证责任配置给被告即科州行政部门，店主则无须承担举证义务，因此有利于原告。两名同婚者认为自己在「杰作蛋糕店」只是定制普通的商业交易，对于菲力普斯的宗教信仰，二人从不关心，更不会有任何评论，也不会要求菲力普斯改变对同性恋的宗教价值观。如果庭审辩论结束后，法官认定R与菲力普斯行为的相似度而高，而X的行为与菲力普斯行为的相似度较低，则R胜诉，X可能会败诉。 四、宪法诉讼「窄判、浅判」说理风格的动因与启示 本案看似只是在争议一块微不足道的蛋糕，但却引发了社会公众正反两方激烈的辩论。（二）「杰作蛋糕店诉科罗拉多州」案判决书说理风格的启示「杰作蛋糕诉科罗拉多州」一案所争议的焦点是商业歧视问题，如果像托马斯、戈萨奇法官那样，动辄诉诸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保护条款，会使判决产生扩张适用与类推适用，激化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的对立。
如果以宗教「言论自由」下判，则所有的商业店主均可依照自己的宗教信仰决定是否针对同性恋顾客出售商品。但是，在托马斯法官宽而深的判决意见鼓励之下，反而不再向同姓恋出售相关商品。
正值菲力普斯外出，于是通过蛋糕店电话联系到菲力普斯，菲力普斯在电话中告诉当事人基于基督教信仰而拒绝，而且科罗拉多州法律禁止同性婚姻。具体的程序是：收到当事人反歧视申请后，先交由科州政府下设的民权部门审查，如果有相当的理由可认定为构成歧视，则再交由科州人权委员会指定的行政法法官来启动行政听证调查程序。
除非，菲力普斯在制作过程完全忘记《圣经》，否则制作同性结婚蛋糕的过程会使菲力普斯内心受到宗教教义的质问。但是，对于一直反对同性恋行为与同姓婚姻的宗教信仰者而言，有些商业组织或店主如果基于宗教理由而拒绝向同性恋顾客提供商品或服务，可能因《反歧视法》而面临法律诉讼。
即使是「宽深」的判决，也保持着一定的司法谦逊。当前后两案之间事实基本相等，依据前案确立的规则处理待决的案件会产生严重的司法不公时，美国最高法院才有可能推翻先例。（三）制作结婚蛋糕是否亦具有宗教表达的意义本案的两名同性恋者主张，其向店主菲力普斯所购买的只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至多要求在蛋糕上注明二人的名字而已，而菲力普斯却以二人的性取向违反《圣经》而拒绝服务，所以起诉菲力普斯有商业歧视行为。2.法官比较前后案例之间事实、证据的差异度决定是否参照先例美国大多数法官是主要是从律师群体之中产生，在任职法官之前，最高法院法官往往有长期的律师个案诉讼经验、政府法务工作经验或法学院教职经验
然而，八十年代市场逻辑兴起后，民族工作所采用的经济手段，与五十年代民族法规中的经济规范存在着本质区别。感谢戢广南先生、邹吉忠教授、关凯教授和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除少数情况外，大部分自治地方的设立并未固守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原则，更没有固受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教条，而是充分尊重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22]五、结语《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法律，其宗旨不仅仅是保障自治权利，更是通过对自治权利的维护以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愿景目标，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才是其根本目的。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民族问题提出，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法治中经济条款，旨在通过国家手段追求实质平等。
再如三线建设对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规定放松民族身份认定中的要求，带来少数民族人口的激增，如满族人口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政策。序言第六段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6]在此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现代中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对各族人民的政治吸纳和制度安排。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不简单强调对某个民族的照顾，也不该对某个民族的特殊限制。
在此背景下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律化，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三，共同缔造既是完成时，也是进行时的表述：从完成时的角度来说，由于共同缔造所以不可分割。
摘要：新中国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超越苏联联邦制，创造性地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民族关系一体与多元的有机结合，完成了对各民族的政治吸纳。[7]单一制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自治只是表现形式而已，关键在于借助颇具政治技艺的制度设计，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相结合，实现了犬牙交错的区划设置，更好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